2010年11月9日，小王的父母、外祖父母向银行贷款1587万余元购买了一套大房子，产权人共5人，包括当时尚未成年的小王。

在和银行签订的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中，当时尚未成年的小王是产权人，也是抵押人之一。2013年，小王的父母和外祖父母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还款，被起诉到法院，银行要求所有产权人归还本金1445万余元。

2013年10月，在法院的主持下，银行与小王一家五口人达成了调解协议，并约定若不能按照调解协议还款，就要将房屋拍卖，拍卖的款项不足以偿还债务的，五名债务人对剩余债务仍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小王的签字由母亲代签，就这样，当时年仅12岁的小王背负了沉重的债务。

2013年12月底，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，房子拍卖所得1400多万归还本金后，还需再归还本金134万元和利息260万元，后银行将剩余债权转让，几经易手，债权到了一个叫许东(化名)的人手上。

2020年11月20日，许东作为债权人重新申请恢复执行，小王是被执行人之一。

当年少不更事的小王如今已成年，并考上了大学，当他准备用自己的银行卡支付学费时，却在无意中发现银行卡被冻结。

经过进一步查询，他才得知自己成为了上述调解协议的债务人，且已被法院限制消费。

无法支付学费继续学业

2021年3月，小王向法院申请再审，因超过申请再审期限，同年6月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。无奈之下，他走进了静安区检察院请求民事检察监督，希望通过启动再审程序，改变自己被执行人的身份。

可是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，调解结案的案件，只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才能启动再审程序。

从内容上看，签订调解协议时小王只有12岁，其母亲作为监护人代为签署调解协议，协议本身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通过启动再审程序纠正协议内容确实很难。

从程序上看，如果认为小王母亲代为签字的行为违背了小王的意志，损害了其合法权益，小王应该向其母亲主张侵权，而不是向债权人主张。

基于以上两点，本案貌似并不符合检察监督的情形，但年轻的小王，却要因父母当年代为签署调解协议承担不利的后果，尤其是无法支付学费继续学业，甚至他的征信会成为他人生的污点。

既然申请再审、主张调解协议无效的常规方法行不通，那么是否有可能在本案的执行中尝试促成双方和解，从而曲线达到撤销小王债务人的身份?徐彬彬检察官决定试一试。

案子成功执结完毕

为了找准促成和解的突破口，徐彬彬联系了该案执行阶段的承办法官，了解到小王的父母、外祖父母在涉案房产被拍卖后既没有再履行剩余的债务，也从未在法院露过面。目前，尚有近400万元的债务未执行到位。

执行法官虽然也颇为同情，但表示，该案从2014年开始执行到现在，法院通知过小王的父母、外祖父母来法院解决问题，但他们始终都未露面，足以表明小王的父母、外祖父母没有积极履行债务的态度。如果要促成双方和解，将小王从债务人序列中剔除，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，而现在小王的长辈们的态度显然无法获取债权人的谅解和信任。

2021年11月初，通过小王的法律援助律师，徐彬彬联系到了小王在外地的父母。谈到来上海解决后续执行事宜，小王的父亲大叹苦经，称目前家中一贫如洗，其母亲还生病住院，需要人照料，家中实在离不开人;上海与他们的所在地相距甚远，其被法院限制消费后，连动车也无法乘坐。

面对这样的说辞，检察官告诉小王的父亲，自古以来欠债还钱理所应当，如今避而不见遭殃的是小王。欠债不还，不仅会让小王今后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受到影响，而且也影响小王的诚信。小王父亲听完沉默了许久，最后他说要考虑一下，过几天答复。

两天后，检察官接到了律师的电话，说小王父亲同意亲自来上海解决执行问题。看到小王父亲走出了第一步，检察官马不停蹄地联系了执行法官，沟通了相关情况，请法官安排债权人和小王父亲见个面。

2021年底，在承办检察官和执行法官的共同努力下，历经数个回合，小王父亲和债权人许东终于达成了和解协议，由小王父亲一次性支付200万元，钱款由小王父亲的朋友代付，且3日内支付120万元，三个月内支付剩余的80万元。第一笔120万元第二天就到账了，许东随即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小王的限制消费令。问题解决后，小王也马上向静安区检察院申请撤销监督申请，并作出服判息诉的保证。

2022年2月底，第二笔80万元也支付完毕，案子终于执行完毕结案了。

关键词： 调解协议 被执行人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执行法官